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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黄的别名;
沈自尹院士在《北京晚报》2002年12月26日发表了“宫廷大黄研究的继承与创新”一文,首先提到“大黄古代亦称黄良,言其疗效良好,性质良好也;又称将军,言其能戡定祸乱,是救民于水火的将帅,并将大黄、人参、附子、生地喻为**中的四大金刚”。大黄的确有许多别名,其中也确以“黄良”、“将军”最为人知。为什么别名“黄良”?张锡纯说:“《神农本草经》谓其能‘推陈致新’,因有黄良之名。”(《医学衷中参西录·大黄解》),一语破的。如果还可以补充一点,那就是因为大黄虽有推陈致新,祛邪扶正之力,但不若巴豆、甘遂之类峻烈。如果说“黄良”就是“疗效良好”,则人参、干姜、附子、石膏……用之对证,哪一味中药不“疗效良好”?何得为大黄一药所独专?大黄有“将军”之名,则以其“迅速见走,直达下焦,深入血分,无坚不摧,荡涤积垢,有犁庭扫穴之功”(《本草正义》);“主通利结毒也,故能治胸腹满、腹痛及便闭、小便不利,旁治发黄瘀血、脓肿”(《药征》);“气味重浊,直降下行,走而不守,有斩关夺门之力,故号为将军”(《药品代义》),“推陈致新,去陈垢而安五脏,谓如戡定祸乱以致太平无异,所以有将军之名”(《汤液本草》),无非是言其药性及作用,推陈致新,攻坚破结,俾邪去而正安而已,怎么竟被扯上“救民于水火”来?至于说古人将大黄、人参、附子、生地喻为**中的“四大金刚”,不免有望文生义之嫌,不知出于何人何书?我读书不多,只知道明代张介宾曾称大黄、人参、附子、熟地为“药中四维”,以大黄、附子为药中良将,言其攻邪之力;人参、熟地为药中良相,誉其扶正之功(《景岳全书·本草正》)。良将良相何时竟和**中的“四大金刚”扯上关系的?请沈院士有以教我。
2.大黄是补药还是泻药
这本来不算个问题,不懂医的老百姓也能答出来,但是,大谬不然,例如前些年,有位中国在英国剑桥大学的访问学者,当李约瑟夫人问他大黄的作用是补还是泻时,他的回答居然是:“有一点补”。这个小故事后来还收在他写的一本书里。沈自尹院士则写道:“宋代名医张之河也是应用大黄的能手,他提出‘养生当论全补,治病当论药攻,通下才可以补虚的观点,并明确指出阴虚则补之以大黄硝石’”。宋代没有名医叫什么张之河的,倒是金代有位名医叫张子和,他确实提出过“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用药攻”的观点,也确实说过“阴虚则补之以大黄硝石”。但是,张子和的本意是因为世俗喜补而畏攻,但病是由邪气强加于人而起,所以“先论攻其邪,邪去则元气自复”,如果邪盛之时畏攻用补,那就等于资寇助粮;只有攻邪,才是有效保护元气的方法。所以这种“不补之补”,才是“真补”。也就是说,张子和之论,是为了补偏救弊。不过他的话失于偏激,“阴虚则补之以大黄硝石”是因为热邪劫烁津液,用硝黄撤去其热,阴即受到最有效的保护,但这并不是说大黄芒硝真有补阴的作用。我们评介古人学术观点,要有分析,要有批判,而不是不负责任地照抄出来,否则还叫什么“研究”?只能是误导。
3.大黄治疫
有关“疫”的记载早出于《伤寒论》,《素问遗篇·刺**》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和他差不多同时的曹植在其名篇《说疫气》里说“建安二十二年,疫气流行,家家有彊尸之痛,户户有号泣之哀,或沿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联系到仲景原序中说的“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未及十稔(不到十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可知《伤寒论》的主要内容是疫病即急性热性传染病的证治。
《伤寒论》阳明篇的白虎承气二方,就是疫病(当然也包括感染性疾病、杂病)的有效处方,白虎汤是清法代表方,承气汤是下法的代表方,疫病到了阳明阶段,得清下二法而解者,柳宝诒说“十之六七”,实际上恐怕还不止此数。也就是说,疫病治法是包含在《伤寒论》中的。但后世明确提出“疫病”的概念,还是一种进步,是对仲景之学的继承和发扬。
现在再回到大黄的话题上来:
用大黄治疫,始见于《元史·耶律楚材传》。其时元军南下,军旅中出现疫病,耶律楚材让大家服大黄得愈。是什么样的疫病?《元史》说是“土疫”,五行中脾胃属土,可知是消化系统染病。其后若干年,在《丹溪心法》中,有“人间治疫有仙方,一两僵蚕二大黄”的记载,丹溪不以外感病见长,这张方子,是否与《元史》上述记载有关,就不得而知了。
明代吴又可在《瘟疫论》中提出,大黄之用,本为逐邪,邪热是疾病的本质,结粪只是邪热内结的现象,所以不能等到结粪形成才用下法,贵乎早用大黄,频用大黄。当然他也分表里,但瘟疫热变甚快,初起一二日,服达原饮一服,早晨还苔如积粉,中午苔就可能变成黄色,这是邪毒传胃,这时就要在方中加大黄了;午后舌黑生刺,鼻如烟煤,便当急投大承气汤。这样的认识,别开生面,是宝贵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我在农村、工地工作时,多用此法。
石某,男,40余岁,在春耕会议期间患流行性感冒,发作性憎寒发热,身痛如被杖,无汗,舌红,舌苔白腻,脉滑数,曾自服中成药及汤剂荆防败毒散未得汗。病属风寒挟湿,邪伏募原,予达原饮(厚朴、草果、槟榔、知母、黄芩、赤芍、甘草)一剂,当晚服药1次,次日晨突发寒战,舌苔由白腻转为焦干,厚如积粉,此热盛劫津之象,加入大黄15g,葛根、柴胡各15g,羌活12g,一服即腹中雷鸣,再服即得畅便2次,汗出如渖,臭秽难闻,寒热身痛皆愈,表解里和而安。
但是,需要指出,吴又可治疫,并非如沈先生所说“有邪必逐,除寇务尽”,更不是只知道一味用大黄猛攻,而是视具体情况而定,表里虚实还是要分的,不能攻者即不攻。如他说初起“邪不在里,下之徒伤胃气”,“愈后大便数日不行,别无它证,此是三阴不足,此致大肠虚燥,此不可攻”。强调逐邪,然亦必因证而施,这才是“符合科学道理的”。
近至近代,江西肖俊逸(人称肖大黄)善用大黄治疗肠伤寒,上海聂云台的表里和解丹、葛苦三黄丹亦都以大黄为主药。肖氏治肠伤寒,主以攻下,应下即下,以大黄、黄芩、黄连为主,且一直服至热退为度,若热虽退而黄苔未化,亦须继续服用以防“再燃”。20世纪50年代陕西米伯让治疗钩端螺旋体病,对钩体温黄(黄疸型)热重于湿,高热持续,黄疸不退之重证,主张用清瘟败毒饮重加茵陈、大黄,获得显著疗效。南京周仲瑛、江西万兰清等治疗流行性出血热病中最为棘手的“少尿期”,以大黄配合芒硝、枳实、生地、麦冬、白茅根、猪苓、桃仁、牛膝,一般2~3天即可进入多尿期甚至跃过多尿期进入恢复期。这些也都是大黄用于疫病所取得的新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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