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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是易忘。”作为当年抗击非典的一线医生之一,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龚晓明回忆起那段岁月时感慨。
他一字一顿地说:“十年来,人们似乎忘记了这场战争中医务人员的付出和牺牲,取而代之的是不断恶化的医患关系和扭曲的医疗报道……”
征战SARS:义不容辞接受任务
导读:就像上战场一样,绝大多数医务人员都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最早听说SARS是在2003年春节前后去深圳一家医院出差。那时去了一趟表姐家,人们在疯狂抢醋。当时也特别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会那样做,后来才知道是要'预防传染病'。出差回来之后,才听说那个医院有人因SARS去世。”龚晓明说。
“当时并没有觉得特别紧张,根本没有想到SARS会很快来到自己的身边。直到那年3月份,北京的病例越来越多。当时医院里面都传遍了,紧张的情绪随之而来。”
2003年4月,中日友好医院、宣武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医院等医院被定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定点医院”,各个医院抽调人马作战一线。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龚晓明“阴差阳错”地走进了SARS重症病房。
“我能进入SARS重症病房纯属偶然。当时我在产科,做住院总医师。同事问我说有空吗?要是有空你就去SARS重症监护病房(ICU)支援一段时间吧。当时协和医院的一大半ICU大夫都到外面去支援了,ICU需要别的科室医生支援。”龚晓明回忆说,“就像上战场一样,绝大多数医务人员都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协和医院没有医生退缩。”
龚晓明进入中日友好医院SARS重症病房是那年5月初,已经是非典中晚期。此前,已有160多名协和医院医生前往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医院迎战。“去了ICU一个月,中日友好医院又设立了SARS重症病房,医院需要派人去,我就被抽调过去了。妇产科去SARS病房的当然不只我一个人,还有其他医生。全院派了140多名医护人员集中入住中日友好医院旁边的樱花宾馆,隔离管理。”
谈及妇产科医生是否能胜任这种工作,龚晓明表示,这没有问题。“医学很多都是相通的,而且也在各个科室轮转过。此外,在SARS重症病房里,主管治疗有一专家组在,医院抽调了ICU、呼吸科、麻醉科等多个专家重点支持,其余科室医生则是协助工作。”
“在SARS病房里,医生们每6个小时一班。到了5月份,医生的防护措施已经不错,只是大热天里外三层憋得难受。北京市的重症患者全在靠呼吸机支持,和病房外的通讯靠对讲机和传真。”龚晓明描述。
医生王晶:家人连遗物都没见到
导读:王晶去世的时候,身边的遗物包括手机都被当作污染物焚烧了,“她的老公连她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在龚晓明所在的病房里,有一位特殊的SARS重症病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王晶。“她就住在我们SARS病房里,可以查到她的片子。”龚晓明说。
自从2003年4月份进入SARS病房,王晶就再也没有和丈夫、孩子见过面。
“她的肺部损伤非常严重,对呼吸机的依赖比较大。”为王晶会诊过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王吉善曾向媒体表示。医生为王晶用了“非典第一药”——西维来司钠,并使用了新药“肺弹力蛋白酶抑制剂”,以改善肺的适应性功能,增加肺的弹力。在此基础上,同时使用“抗生素”和“激素”治疗。
但,这些都没能留住王晶。2003年5月27日下午3点,王晶在中日友好医院SARS重症病房去世。“十年前,陪王晶走完最后一段日子的我,回忆那些躺在病床上的同道,仍热泪盈眶。”网友“@不加好友不加V”如此在龚晓明微博上留言。
回忆起这些,龚晓明一直唏嘘:“在治疗后期,王晶的家人一直在给她发短信,可是王晶已经看不了了。去世之后,她身边的遗物包括手机都被当作污染物焚烧,她的老公连她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
拉着SARS病人转大街
导读:疫情的蔓延不会因为掩盖而被遮盖,也正是因为后期透明化的管理,疫情才能够降下来。
2003年6月25日,随着中日友好医院正式结束SARS病人的救治工作,这些医务人员也相继撤出病房。而前一天,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将北京从非典“发生本地传染的地区”名单中排除。
事实上,北京的SARS疫情在那年5月份时已得到很好控制。在龚晓明看来,这得益于后期[根据相关法规进行屏蔽]透明化的疫情管理。
龚晓明表示,“非典十年”首要应当反思的是公共卫生事件处理机制。“一个最深刻的教训是:对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国家应该有一个明确、透明的公开处理机制。也正是由于后期透明化的管理,疫情才有所好转。”
“一开始[根据相关法规进行屏蔽]不允许公布疫情。然而,疫情不会因为掩盖而停止蔓延。这种错误的决定不但没有让SARS得到控制,反而更快地传播开来。医院因此措手不及、防护措施不到位,陆续出现医护人员感染甚至死亡的病例。”龚晓明说。
他回忆说,“最滑稽的是为了应付世界卫生组织的检查,有医院接到命令,要求SARS病人不能超过2个。后来医院就把病人拉到救护车上转大街。等检查人员走了,再把他们拉回医院。”
“直到[根据相关法规进行屏蔽]医生向美国《时代》透露中国非典的情况,疫情才被公布。”龚晓明说,“[根据相关法规进行屏蔽]是个好医生,我始终敬佩他。”
较为幸运的是,协和医院没有医护人员因感染SARS而去世,个别感染的医护人员也恢复了健康。
谈及这一点时,龚晓明认为,“这完全是幸运!照当时的防护条件,任何一家医院都没有抵抗力--没有隔离病房、没有发热门诊。只是早期,非典病例集中爆发在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不过相对而言,我们的防护措施还比较好。去中日友好医院SARS重症病房时,医生们戴的口罩是N95口罩和棉口罩,进入SARS污染区要戴三层口罩。”
为何天使形象陨落?
导读:回顾十年非典,反思的不仅是优化公共卫生体系等问题,还有人们如何看待医务人员的问题。
龚晓明认为,“非典”应该反思的不仅是优化公共卫生体系等问题,还有如何看待医务人员的问题。
“十年前,医务人员被称为‘天使’、‘英雄’;可现在医患关系跌到了谷底。遭遇看病贵、看病难,老百姓把气撒在了直接利益相关者--医护人员的身上。雪山加霜的是,'八毛门'、'射阳门'等错误的医疗报道恶化了医患关系。十年间,白衣天使的形象陨落。”龚晓明感慨。
因此在他看来,医患关系也是十年“非典”最应该值得思考的问题之一。
“非典当年,医患关系也没有现在这么紧张。6月份从SARS病房出来后,我们被隔离在八达岭两周。回家的时候,北京‘的哥’们还自发组织了免费的车队接我们。那时候,感觉暖暖的。”他进一步补充说。
“可是现在……医患关系是那么冰冷,到处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医患案件。谁还记得那些牺牲的医务人员?那些因‘非典后遗症’而失去劳动能力的医务人员谁又记得?”龚晓明用一连串反问表达了他的困惑。在他看来,医患关系紧张诚然有诸多复杂的因素,但人们如何看待医务人员值得深思。
“作为一名医生,只是希望社会对这个职业回归正常的尊重。”龚晓明呼吁。
对于挽回现状,他认为,“问题的根源出在体制上。只有国家继续加大卫生投入,一方面要让老百姓看病不再是经济上成为负担,同时也应该开放医疗的市场,放弃计划经济思路做医疗,为老百姓提供多样化的医疗服务,让医生自由流动起来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同时,医疗报道也应该客观公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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