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对中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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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有关“中医与科学”的讨论虽然波澜起伏,无非两种主要声调:一是强调中医是科学———竭力为中医贴上“科学”标签,却不负责说清何以为“科学”,并归咎于当代科学尚不足以证明中医的伟大云云。那么试问持如此慷慨之论的诸君:既然当代科学如此苍白无力,又何必要为如此前卫的中医贴上这样一个落后的标签呢?必不能作答。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无非是因为无论当代中国还是西方,“科学”往往是被人们作为“正确”的同义词来使用的。我曾认真拜读一份部级课题的研究成果报告,通篇论据只有一点:中医在历史上曾经世界领先,所以伟大、当然科学、自当发扬。从最一般的辩论常识讲,如果想从“比较”的角度来说明其价值,恐怕应该在同一时间坐标下进行。而要想说明这一点并不困难:对于中医何以仍旧“存活”的原因解释,司空见惯的是“中国地大人多,现代医疗难于满足需要”。然而当今在北京、上海之类的大城市,现代医疗早已覆盖了全体市民的情况下,中医医院何以仍然门庭若市?这不就足以说明其能够“存活”,必定是因具有现代医疗所不具有的功能与价值吗?

其二是疾呼“中医亟需现代化”———只有现代化,宝贵的文化遗产才有可能不被淘汰、发扬光大,并造福人类。这话确实不错,但持此论者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任何一种堪称宝贵文化遗产的知识体系或技艺,绝非一成不变,而是随历史演进不断发展变化的。当代的中医不仅早已不是《黄帝内经》时代的中医,而且与相距最近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中医也不可同日而语。一言以蔽之,中医早已是现代化了的中医。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今中医之别,已然远远大于中西医学之别!看不到这一层的原因在于:泛泛而谈者并不真正了解中医,特别是不了解中医的许多概念,治疗方法虽然从古至今一直沿用,但实际内涵总是随着历史演进在变化。所以尽管自“五四”以来,伴随所谓**而有“新史学”的诞生(历史“进化观”取代了“圣贤观”、循环论等),但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只是流于抽象肯定而已。其结果是所发议论自然陷入矛盾:一方面不自觉地以现代科学(医学)为标准,言中医不能守旧不前,需要科学化、现代化;一方面又极力辩解中医现代化并非是以现代科学为标准。

“科学对中医的影响”虽然也是一篇命题作文,但这要比上述“中医是科学”的命题好得多。原因是这种影响确实存在,而将述说“究竟有何影响”以及评头品足的权力与空间留给了作者。回想有关这个论题之耳熟能详的言论,似乎主要是痛心疾首于西方医学传入后,中医如何受到摧残打压,若非国医志士奋力抗争,则几遭取缔;西医如何以“形而下”的机械唯物论非难中医,现行的种种教育、考试与医疗制度如何不利于中医的生存发展;所以虽有新中国新[根据相关法规进行屏蔽]中医政策之保护,但目前仍面临后继乏人、乏术之窘境。另一方面,自上世纪肇始于日本的“生药有效成分研究”之后,继之有朝鲜金峰汉发现经络实体(命名为“金峰汉小体”)、张协和发明“京Ⅰ型经络测定仪”、动物实验、中医“证”的数学模型构建、用信息论与系统论解释中医,以及包括**麻醉在内的种种中西医结合事例。这些固然也可说与“科学”和“中医”有关,但其本质基本上属于用现代科学手段研究中医。中医业内人士对于科学的这种介入,大抵是采取“为我所用”的态度———有利于证明中医科学性时,则引以为据;不利时则加以痛斥。我虽然十分理解并尊敬所有国粹捍卫者的情感,但更希望他们能够客观深入地思考一下中医这门学问究竟受到“科学”哪些影响,这些影响的短长究竟如何。因为只有这样才是理性的态度,才是科学,才是对国粹的真正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