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君、臣、佐、使”组方原则质疑

三**声

君、臣、佐、使”组方原则质疑

刘兴隆1　指导：邓中甲2　贾波2

（1 成都中医药大学2002级硕士研究生，成都 610075  2 成都中医药大学方剂教研室 ，成都 610075 )

方剂是中医临床治疗疾病的重要手段，是在辨证、立法的基础上选定药物、酌定剂量妥善配伍而成的。方由药物组成，是药物应用的基本形式，但其并非是药物简单的堆砌或相加，它是同性质或不同性质药物组成的有序统一体，从而在临床上发挥多靶点、多途径、整合的治疗作用。

临床上要组织好一首疗效确实的方剂，其重要的前提是准确的辨证，确定病机。在作出病机诊断后，用什么原则指导遣药组方？历代医家普遍认为：“方从法出”，公认治法是指导遣药组方的原则。同时，“君臣佐使”历来也被强调为“制方之要”而受到重视。然而，对于君、臣、佐、使地位的认识，至今尚未明确。目前，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一是以“君、臣、佐、使”为组方原则。持此论者如普通高等教育中医学类统编教材《方剂学》2、4、5、6、版及《中医学高级丛书·方剂学》、《中医配方学》等方剂专著；二是以君、臣、佐、使为组方结构。如专科全国统编教材《方剂学》（第一版）、“十五”***规划教材暨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院校规划教材《方剂学》（中国中医药版）和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院校规划教材《方剂学》（人卫版）。除此以外，《中医治法与方剂》（第三版）则将其称之为组方形式。笔者以为将“君、臣、佐、使”视为组方原则似欠恰当，本文就此问题试作相关探讨。

1.“君、臣、佐、使”的使用沿革

“君、臣、佐、使”一词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本经序录》云：“上药120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中药120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羸者，本中经。下药125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发，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有关“君、臣、佐、使”的概念最早载于《素问·至真要大论》之“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非上中下三品之谓也”。这段记述既明确地提出了与《本经》所载的运用于药性分类者不同，又揭示了方中药物主次从属的地位，因此，我们认为“君、臣、佐、使”的组方理论肇始于《内经》。后世医家以此为基础,在理论上加以阐述与发挥。唐·王冰在《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注曰:“上药为君，中药为臣，下药为佐使，所以异善恶之名位。胶饵之道，当为此为法。治病之道，不必皆然，以主病者为君，佐君者为臣，应臣之为佐，皆所以赞成方用也”。金元时期，虽然战乱频发，但许多临床医家却对中医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作出了不朽的功勋，此间《内经》中所论述的“君、臣、佐、使”理论也得到了发展与创新。如金·张元素在《医学启源·用药各定分两》中指出“为君最多，臣次之，佐使又次之，药之于证，所主停者，则各等分也”。元·李杲在《脾胃论》中再次强调“君药分量最多，臣药次之，使药又次之。不可令臣过于君，君臣有序，相与宣摄，则可以御邪除病矣”，并对“主病之谓君”之义举例加以说明，如“治表实，麻黄、葛根；表虚，桂枝、黄芪；里实，枳实、大黄；里虚，人参、芍药；热者，黄芩、黄连；寒者，干姜、附子之类为君。”明清时期，医家热衷于对医方的整理与提高，对制方理论的研究也更加深入。明·何伯斋在《医学管见》中又进一步界定了君、臣、佐、使的含义，谓 “大抵药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药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及治病之药至病所者，使也”。清·[根据相关法规进行屏蔽]洛在《成方切用》中亦较为详细地阐述为“主病者，对证之要药也，故谓之君，君者味数少而分量重，赖之以为主也。佐君者谓之臣，味数稍多，而分量稍轻，所以匡君之不迨也。应臣者谓之使，数可出入，而分量更轻，所以备通行向导之使了也。此则君臣佐使之义也。”

综上所述，历代医家对“君、臣、佐、使”的涵义论述虽颇为丰富，却不出《内经》之右，即所论皆为方中药物间的主从和相须相制的配伍关系。

2.组方原则与结构含义的区别

“原则”,《辞海》释为“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准绳”；而“准绳”原指“测定物体平直的器具”，引申为“标准、准则”。依此义，“原则”即是“标准、准则”，具有权威性、确定性，不可随意变更。若“君、臣、佐、使”是组方的基本原则，则其应具有权威性，且不可更改，那么是不是每一首方或是任意一个临床处方都必须具备“君、臣、佐、使”，且其地位都不容变化呢？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如独参汤仅一味人参组成，并不是按所谓“君、臣、佐、使”的原则组方，但其大补元气之功，对证属元气亡脱的危重病人，每有起死回生之效。丹溪制二妙散以黄柏清热燥湿为君，臣以苍术，辛散苦燥，健脾燥湿，标本兼顾，入姜汁调服，辛散以助药力，增强通络止痛之功，为主治湿热下注证候的基础名方，而方中未配“应臣之使”。本方药虽少，但切中病机，临床只要辨证准确则如有的之矢，无不灵验。如果“君、臣、佐、使”乃组方所必须遵循的原则，那么独参汤与二妙散等则背离了这一原则，其是否算切中病机、疗效确实的理想方剂呢？临床疗效已作了肯定的回答。再如，治六郁证的越鞠丸，费伯雄在《医方论》卷二中论述：“凡郁病必先气病，气得流通，郁于何有？此方注云统治六郁，岂有一时而六郁并集者乎？须知古人立方，不过昭示***。气郁者香附为君，湿郁者苍术为君，血郁者川芎为君，食郁者神曲为君，火郁者栀子为君。相其病在何处，酌量加减，方能得古人之意而不泥古人之方。读一切方书，皆当作如是观。” 汪訒庵解释六味地黄丸的君臣定位谓“血虚阴衰，熟地为君；精滑头昏，山萸为君；小便或多或少、或赤或白，茯苓为君；小便淋沥，泽泻为君；心虚火盛，及有瘀血，丹皮为君；脾胃虚弱，皮肤干涩，山药为君”。可见，方中君、臣、佐、使的地位是可随病机变化而改变的，并非如准则般不可篡改。根据病机变化而酌定君、臣、佐、使以遣药组方恰好是中医辨证论治在方药遴选中的具体体现，如此才能切中肯綮。

因此，“君、臣、佐、使”并非是具有标准性质的组方“原则”，应是一种组方的基本“结构”。“结构”是指“组成整体的各部分的搭配和安排”，“君、臣、佐、使”正是组成方剂这一整体的各种药物的搭配和安排，与此释义不谋而合。而真正具有“准则、标准”性质的组方原则，却是随病机而确立的“治法”。

3.治法是指导遣药组方的原则

治法，是在辨证审因，确定病机以后，有针对性地采取的治疗法则。辨证论治是中医诊疾的基本程序。辨证的目的在于捕捉病机，论治的关键在于确定治法。在治病过程中，必须先确定治法，然后才能遣药组方，这是不容颠倒的。例如某感冒病人，症见恶寒发热，头疼身痛，无汗而喘，舌苔薄白，脉浮紧。经过四诊合参，审证求因，确定其为风寒所致的表寒证后，根据表证当用汗法，治寒当以温法的原则，决定用辛温解表法治疗，选用麻黄汤之成方为基础，或自行选药组成辛温解表剂，如法煎服，以使汗出表解，邪去人安。由此可见，临证时必先立法，后处方，方剂是根据立法而确定的，只能在立法之后才能具体运用。若未立法而先拟方，随意拼凑一些药物，用以治病，势必误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歧途。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一大特点，完成它的全过程是理、法、方、药来实现的，而治法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因于治法是针对病机拟定的治疗方案，为保证治疗方案的正确实施，选择药物组方时，应考虑组方结构是否严密，所拟之方是否达到主次分明，全面兼顾，扬长避短，疗效确定之目的，故需按照“君、臣、佐、使”之组方结构要求，并根据病情的轻重，采取或君、臣之相须，或君、臣、佐、使之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等形式多样的组方结构。

总之，治法是指导遣药组方的原则，方剂是体现和完成治法的主要手段。治法一经确立，则不容改变，而 “君、臣、佐、使”之组方结构是否在组方时必须齐备，全视具体病情及治疗要求的不同，以及所选药物的功能来决定。

4.“君、臣、佐、使”组方结构的内涵

中医学作为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萌芽、形成与发展均植根于这片沃土之上，其理论中渗透着广博的儒道思想。方剂学借“君、臣、佐、使”这一带有封建等级色彩的称谓来阐释组方结构，重在强调方中药物主次有序的意思。

“君”，《说文》释其义为“尊也”。其乃会意字，从尹,从口。“尹”,表示治事;从“口”,表示发布命令。合起来的意思是“发号施令,治理国家”。本义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方剂中用君药来指代在方中药力大，具有统帅作用的药物。现代对其定义为：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

“臣”，《说文》谓“事君者也。象屈服之形。”其为象形字，甲骨文字形,象一只竖立的眼睛形。人在低头时,眼睛即处于竖立的位置,字形正表示了俯首屈从之意。而其“屈从”的正是高高在上之“君”，臣药仿“臣”意而定，现有两种意义。一是指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病或主证的药物；二是指针对重要的兼病或兼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

“佐”，《广雅》谓“佐,助也。”其乃形声字。从人,左声。本义为“辅助,帮助”。在封建君主体制中，“佐”是处于辅助地位的官员。方剂中的佐药意义有三：一为佐助药，即配合君、臣药以加强治疗作用，或直接治疗次要症状的药物；二为佐制药，即用以消除或减弱君、臣药的毒性，或能制约君、臣药峻列之性的药物；三为反佐药，即病重邪甚，可能拒药时，配用与君药性味相反而又能在治疗中起相成作用的药物，以防止药病格拒。

“使”，《说文》曰“使,伶也。”（伶者,令也）其为形声字。从人,史声，从人表示人的动作行为。本义为“命令”。在古代官制中,“使”是由皇帝特派临时性有某种任务的官员,称为“使官”。应臣之使药有两种意义：一指引经药，即能引方中诸药至病所的药物；二指调和药，即具有调和方中诸药作用的药物。

“药有个性之专长，方有合群之妙用”，复方的使用是中医的特色。“方从法出，法随证立”，这恰好体现了“病机--治法--方药”三位一体的统一关系，也是辨证论治的具体实施，而治法是指导临床遣药组方的基本原则，“君、臣、佐、使”则是组方的基本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