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的用量决定中医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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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的临床效果好坏决定了中医能否持续发展和壮大，但是近年来中医中药的临床效果客观上不能令人完全满意，不稳定、不显著，不速效的“三不”的现象突出，许多中医界从业人员把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简单归咎于体质以及自然环境的变化、西药的冲击、药材质量下降等原因，这些理尤其实都是在推卸自身的责任，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本身的成效显著，无论西医、“东医”、“南医”、“北医”都是不可能产生影响的，好酒不怕巷子深，中医能否持续发展不能只依赖于政策扶持、媒体宣传、历史成就，而是实实在在提高现实医疗实践中的临床疗效。

中医药的临床疗效有许多的影响因素，在诊断无误的情况下，中药的产地、炮制、配伍、用量就是决定临床疗效的四要素，但在这其中最核心的要素是中药的用量。但是从古代直至近现代对中药的产地、炮制、配伍研究得比较多，对用量的研究稍有不足。

中医界特别注重药材的产地，古人认为药材的产地决定了药材的质量，所以在配方中多使用道地药材，但是临床实践证明，是否使用道地药材确实会对临床疗效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其差异性不是特别大，虽然产地不同，但是只要其中所含的化学有效成分足量，疗效就能保证，比如中医、蒙医、藏医治疗同一种疾病，使用同一种药物，但是因为客观原因，所用药材产地并不相同，临床疗效却是相同的。

古人认为用不同的介质加工炮制药材除了有降毒和洁净药材的作用之外，还能对中药的性能产生影响力，但是炮制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药物的归经上，也就是治疗部位上，药材经加工炮制以后能使归经的准确度大大提高，因为中药的疗效取决于其所含化学成分，加工炮制所用材料不能改变药物所含化学成分的基本结构，近代名医张锡纯就提倡生用中药，其临床效果也非常显著。

不同的中药相互配伍用药，也能对中药的治疗效果产生影响，但是在民间有许多单方，也有与中药复方有同样的治疗效果，甚至优于复方的临床疗效，所以说中药的七情配伍能改变药效，但是不是决定性因素。

中医药历史上对中药用量问题比较重视的医家只有章纳川、秦伯未、张恩阁等少数几名医生。

章纳川于1913年出版《汤头钱数抉微》，在书中提出按上焦、中焦、下焦三个不同部位用药的药量分别不同的理论学说，认为根据身体部位不同用量不同，能显著提高临床疗效，但是没有引起中医药界的重视。

民国名医秦伯未在《清代名医医案精华》一书中没有提供一些医家医案的用药份量，其在前言中提出应该根据临床情况设定中药用量，而不是不分情况不千篇一律。

张恩阁为民国时期黑龙江双城县一名坐堂医，其精通妇科，对药量配伍上的研究比较深邃，同样的方剂，其他中医开方后，病人久用不愈，而他能根据具体病情，在剂量下稍做加减，病人服后就能功效立见。

同样的疾病和同样的用药品种，因为医生不同，所以用量不同，其临床疗效就千差万别，所以个人认为中药的用量才是决定临床疗效的核心因素。虽然近现代也有一些中医有识之士对中药的用量研究提出一些有用的见解，但是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中药的用量问题研究仍然没有被提至中医临床疗效研究的核心地位，希望中药的用量问题能引起中医从业人员和科研工作者足够的重视，并采用大数据等现代计算机科学技术进行研究，实实在在提高临床疗效，中药的用量问题研究相对比研究中药化学成分提取和中药对基因调控研究周期短、实践意义大，成功率高，更有助于中医的可持续发展。

S****9

国家药典束缚了医生，产生医生有胆用而不敢使的错误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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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根

Sczy999 发表于 2018-5-14 22:33
国家药典束缚了医生，产生医生有胆用而不敢使的错误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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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有理，深有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