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温病学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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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第三期新中医
                                        岭南温病学发展概况
                               广州中医学院研究生 王新华 导师 刘仕倡
    岭南，即五岭以南，包括现今的广东及广西东部地区。岭南之开发，可以追溯到秦代，由于地处祖国边陲，古代交通不便，文化与医学发展迟于中原。另一方面，岭南与外国海路通商最早。因此，岭南文化与医学又有其独特的一面。从文献来看，预防、治疗、康复医学以及临床各科，理论与实践诸方面，岭南医家都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从晋代到明代，岭南医学已有相当的成就，如支法存之论脚气，葛洪之《肘后备急方》，李珣之《南海药谱》及释继洪之《岭南卫生方》等均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
    岭南医家对急性外感热病和传染病的认识甚早，晋代葛洪对传染病如丹毒、恙虫病等已有论述，宋代陈昭遇等的《太平圣惠方》及元代释继洪的《岭南卫生方》已明确提出岭南之地理、气候及饮食习惯、人的体质均与中原有异，载有不少防止温病的方剂。《岭南卫生方》讨论瘴疟证治，指出瘴疟与伤寒不同，此书较吴又可《瘟疫论》早三百余年，对于流行于岭南的传染病在认识上已有很进步。
    清代岭南医家何梦瑶在《医碥》中关于火与湿证的精辟论述对后世岭南温病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何氏长期亲自参加温病的抢救工作，其“立方救疗，所多全活”［1］。他仔细观察研究热带、亚热带地理气候条件下人体病变的规律，并针对当时景岳学说盛行，不少医生忽视岭南的实际而滥用温补之弊，他强调南方“凡病多火”、“多湿”［2］。运用脏腑经络学说对火热证进行辨治，对于湿病强调和理运用理脾祛湿法的作用，用药有其独到之处。据史料记载，清初南方诸省曾暴发几次瘟疫大流行，提高瘟疫病的诊治水平成为当时医务界的当务之急，不少岭南医家继承了吴又可《瘟疫论》的学术观点，致力于瘟疫病防止的研究。何梦瑶指出瘟疫的病源是“天地之疬气也，邪自口鼻入内”［3］，详细论述了该病的汗、斑、苔、脉变化的临床意义及汗、下法，下后变证、兼证，妇人、小儿瘟疫，瘟疫后遗症等。治疗方面何氏主张立法应重在“逐邪”，对白虎、举斑、黄龙等汤证，从临床证候、辨证要点到立法用药都作了分析和阐述。此外，南海潘大纪著《南北喉症辨异》，李朝栋著《寒温条辨治疫汇篇》、梁国珩著《救疫全生篇》，黎佩兰著《良方释疑》等关于瘟疫诊治方法的研究，对岭南温病学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到了清末民初，研究温病学运用温病方的岭南医家日众，一方面由于温病是岭南的常见病、多发病，而越来越为医家所重视；另一方面，由于叶天士派温病学说在岭南的逐渐传播，运用叶派之温病理法方药取得一定的临床疗效。研究最著者首推番禺潘兰坪，著有《叶案括要》、《评琴书屋医略》。潘氏把叶氏《临证指南医案》之理法方药应用于岭南，择其应验者，取其精华，著书立说，潘氏认为温病与一般外感证之不同点在于里热盛，阴津伤，强调清热保津法应贯穿温病治疗的始终。岭南夏暑炎热季节长，热盛汗频泄，炎暑伤气，又多津气两伤并见。如证见邪热未退津气耗伤者，潘氏立“先养胃汁法”和“甘淡护津气法”，以甘淡凉之剂如南豆皮、地骨皮、鲜荷叶、西洋参、麦冬、知母、冬瓜皮等；若邪热已退，津报导耗伤则宜“益气保水法”，诚如《括要》中说：“炎暑烁金，懒倦、多汗、口渴，益气以保水之源”［4］，用生脉汤加知母、生扁豆、南枣肉，体现了顾护津气的思想。潘氏治暑证又多从暑湿立法，颇为符合岭南温病的实际。潘氏对叶学在岭南的传播和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清末和民国期间，由于西方医学传入的影响以及民国时期[根据相关法规进行屏蔽]反动[根据相关法规进行屏蔽]对中医事业的摧残，岭南温病学术与整个中医学体系一样，在斗争中生存，在曲折中发展。随着中医学术团体的成立和中医专门学校的诞生，岭南医家着手编写各科讲义、教材，如陈任枚、刘赤选、梁子居、钟少桃、甘伊周等医家分别为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保元国医学校、光汉中医专门学校、新会国医馆所编著的《温病学讲义》。其学术内容在整理之中有所提高，继承之中有所发展，不仅完善了叶氏卫气营血理论体系，而且对岭南温病的证治特点亦多有阐发。另一方面，在岭南医家所撰的各种医著中，尤以儿科医籍，不乏对温病原体理、法、方、药的新见解和独到经验，如杨鹤龄之《儿科经验述要》、古绍尧之《痘疹证治》及吕楚白之《幼科学要旨》等等。岭南医家十分重视诊籍资料的整理分析，记录了不少温病验案并附加按语，为后人研究岭南温病保存了宝贵的资料，如《郭梅峰医案》、《甘伊周医案》、《景天室医案》、《百砚室医案》、《增济堂医案》、《星聚草堂医草》、《本校赠诊所医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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