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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肝移植围手术期处理
近半个世纪以来,依托于现代外科手术、器官保存和围手术期处理技术的迅猛发展,以飞跃进步的移植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为后盾,肝移植已成为目前唯一有效治疗终末期肝病的方法。肝移植及相关多脏器联合移植(肝肾、肝胰等)技术的日趋成熟,使得人们多年来希冀更新器官的梦想正在得以实现,也标志着20世纪外科整体技术达到一个巅峰。我国作为世界上肝脏疾病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各类肝炎、肝硬化、肝癌、先天性与代谢性肝病等造成不可逆的肝脏损害,最终发展成为终末期肝病,严重困扰人民的健康。今天,中国的肝移植事业已取得不菲成绩并面临蓬勃发展前景。目前,肝移植围手术期死亡率已降至5%以下,个别大的移植中心受体术后1年生存率已超过80%。然而,与国际水准相比,在肝移植围手术期处理方面尚存在若干薄弱之处,一些难点问题还有待解决、一些关键技术缺乏规范化,必将制约我国肝移植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加强肝移植的围手术期处理势在必行。
免疫抑制剂的个体化应用
20世纪80年代初,强有力的免疫抑制剂――环孢素A(cyclosporine, CsA)的问世对临床移植器官抗免疫排斥而言是一次划时代的进步。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新一代的免疫抑制剂不断开发,他克莫司(tacrolimus,FK506)、霉酚酸酯(mycophenolate mofetil, MMF),西罗莫司(Sirolimus, 雷帕霉素)等已应用于临床,抗IL-2受体单克隆抗体Zenapax(Daclizumab)与Simulect(Basiliximab)也已在国内大的移植中心尝试应用。以CsA为主的三联和FK506为主的二联用药是目前我国经典的免疫抑制用药方案。但是,全身免疫抑制剂的应用又带来了一系列相关的副作用,如何进一步开发新一代的免疫抑制剂,在有效抑制免疫排斥的同时,将机体全身免疫功能的抑制控制在较安全范围,减少药物相关不良反应是肝移植今后努力的方向之一。在临床实践中,更应重视免疫抑制剂的个体化应用。对那些术前情况差、存在感染或出现免疫抑制剂相关严重并发症的病人,应在免疫抑制与诸多限制要素间权衡利弊,了解病人当前的首要问题并予以重点处理,原则上只要移植肝功能正常,就不应固守常规药物方案和浓度要求。如病人处于一个严重的感染状态,就不应该把重点放在急性排斥的预防上,应减少免疫抑制剂的用量。应用钙调素抑制剂者尤其是重型肝炎受体术后出现精神、神经系统并发症有增加趋势,我们的经验是,首先排除非药物性器质性病变,立即减少剂量,随后考虑免疫抑制剂转换,不能耐受钙调素抑制剂者应及时转用抗IL-2受体单克隆抗体。有关激素应用,国际趋势是减少剂量和持续时间,其优势已逐渐明显,对此国内各大中心应开展系统化研究。对于发生急性排斥反应的治疗,通常采用的激素冲击带来了很多副作用,为此,我们主张首先提高FK506的浓度,对于轻至中度排斥反应,一般即可控制。应注意的是,长期大剂量的激素应用会诱发乙肝病毒的再感染,这在中国尤应引起重视。
肾功能不全的防止
围手术期肾功能不全(血清肌酐SCr>1.5mg/dL或肌酐清除率CCr<80ml/min)关系到手术成功和病人存活,并直接影响免疫抑制方案的选择,在一些大的移植中心愈来愈引起关注。研究表明术后急性肾功能不全的发生率为39%56%,有接近1/4的受体系中度到重度的肾功能衰竭,需肾替代治疗者的死亡率升高近10倍。众多因素影响移植受体的肾脏功能,包括终末期肝病、有肾毒性的抗排斥药物和抗感染药物的应用、脓毒症等感染性并发症、移植术中的血流动力学改变、术后移植肝功能不良等。
术前肾功能不全是判断术后受体早期和2年死亡率的***性预后因素,其发生率为6.8%25%。Cabezuelo等报道肝移植术后1周内急性肾功能不全的总发生率为12%, 其中术前有肾功能不全者90.9 %发生术后肾功能不全,术前无肾功能不全者6.6%发生术后肾功能不全,由此可见移植前肾功能不全的对移植后肾功能的影响。本单位一组62例非静脉-静脉转流下原位肝移植病例临床资料分析显示类似结果,术前肾功能不全病人在移植后12小时内均出现肾功能不全。术前肝功能状况同样影响急性肾功能不全的发生,Child C级病人的发生率明显超过Child A或B级病人。因此对该类受体,我们主张术前积极纠正肝肾功能,病人肾功能难以纠正者必要时可行肾替代治疗,对于肝肾综合症病人若SCr>2.5mg/dL或肌酐清除率CCr<20ml/min,应考虑行肝肾联合移植。
在Pittsburgh 经验中,由钙调素抑制剂毒性引起的急性肾功能衰竭约占40%。因此,在移植后早期严密根据肾功能调整免疫抑制方案显得极为重要。文献报道Basiliximab(单剂量20mg)、超小剂量FK506(血清浓度45ng/mL)和激素三联药物较满意地应用于手术后1周内发生的急性肾功能衰竭。我们的经验是,针对受体移植前后肾功能不全者,或预期在术后有肾功能不全高危因素存在者,在常规二联或三联免疫抑制方案的基础上加用Daclizumab(单剂量1mg/Kg),术后一月内CsA血药浓度控制在150ng/dL, FK506血药浓度控制在510ng/dL, 经观察在有效纠正肾功能不全的同时未增加感染和排斥反应的发生率。我们认为,围手术期处理的加强应建立在对术前肾功能状况、术中血流动力学改变、术中出血量与尿量,术后早期肝肾功能等影响因素进行综合评估的基础上。如何探索免疫抑制剂的合理用法、改善肾功能的同时不增加排斥反应的发生率将成为我国肝移植研究的热点之一。
人工肝脏支持系统及并发症防止
由于供体器官缺乏,等待肝移植的病人中绝大多数在等待过程中因为肝功能衰竭而死亡或丧失最佳移植时机。如何在移植术前稳定肝功能,延缓肝功能衰竭,为移植病人争取宝贵的等待时间和提供尽可能理想的术前准备,是进一步提高手术成功率和受体存活率的重要手段。人工肝脏支持系统(artificial liver support system, ALSS)是发挥这种桥梁作用最有效的过渡性方法。ALSS可以有效清除有毒代谢产物和内毒素,减低胆红素血症,改善肝功能,同时清除细胞因子,调节氨基酸代谢,稳定内环境,为缓解病情进展起积极作用。本中心及国内其它移植中心有关ALSS应用于肝移植围手术期治疗的经验表明,ALSS用于移植术前能够延长受体的等待供肝时间并增加对手术的耐受性,术后ALSS有助于受体度过肝功能发挥不良和排斥反应期。本中心已经开展生物型人工肝的研制和临床应用方面研究。ALSS在国内的研究值得进一步深入推广。
肝移植术后早期并发症的防止是围手术期处理的重要内容。术后大出血、血管并发症与胆道并发症等早期并发症的存在和一定的死亡率使我们认识到肝移植技术仍有许多值得改进和求精的地方。尤其是肝移植术后血管和与胆道并发症的及时发现与处理得当至关重要,对此国内缺乏相应的临床和基础研究。
中国肝移植的努力方向
肝移植技术已获得全球推广,到2002年10月底,全球有记载的肝移植数目已达到10,0000例,并以每年10000例的速度递增。据统计,截止2002年7月底,国内肝移植的数量已超过1000例。整体而言,我国某些大的移植中心肝移植成功率已经接近世界肝移植的先进水平。同时应该认识到,肝移植并非一个简单普通手术,且外科技术也只占整个移植工作的一部分,围手术期管理同样是成败的关键。国内肝移植新的**正在兴起,目前不应该再单纯地追求移植数量,更为重要的是应该重视移植质量,追求一个国际水平的长期存活率,这对几大移植中心来说尤为如此。展望未来,为提高我国肝移植的技术水平,各移植单位应根据自身条件和经验,摸索出一套较为成熟的肝移植围手术期技术操作程序。我们认为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加强和规范肝移植围手术期处理:建立专门的移植团队和规范化管理的移植病房;严格掌握适应证、充分完善术前评估;执行个体化的围手术期处理和免疫抑制方案;认真总结经验,及时得当地防止移植术后早期并发症。我们预计,随着现代外科迈入21世纪,在较长一段时期内,肝移植仍将维持长足的发展,面临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
资料来源: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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