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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么久了,无论读书还是临证,我都想能有一套自己的诊断体系。可惜这么多年,始总是没什么收获。从早期的崇尚扶阳、温补,到现在的温补寒凉皆重,当用温补则温补,当用寒凉则寒凉,这中间是经历过很多的挫折磨练的。我不知之前的那些前辈是个什么情况,但依据鄙人的经历,其实很少碰到能使用火神派的用药原则的病号。这七八年,其实用到火神派的理论和用药法则的病号是少之又少,这与卢铸之的经历恰恰相反。这就是时代环境造成的巨大差异,在他们那个时代是温饱都成问题的时代,势必用药多用辛温、辛热之品。其实几年前接诊过一例肺心病的老年患者,这个病号的病情挺严重的,到了秋冬季走路都费劲。大大小小的医院也都看过了,吃西药也不知花了多少钱了,但是每年秋冬季节还是复发、病情恶化,整个人没精神、走路费力,上个二楼都气喘吁吁的。后来就想试试中医,这个病人听口音是云贵川渝地区的人,因为讲话方言口音很重,但是具体是哪一个省的,我也不确定。当时摸脉看舌,舌苔白润,脉象是沉弱无力的。依据病人的主诉,加上籍贯乃是西南地区,就考虑试试卢铸之传下来的桂枝法。就给病人开了七付,没成想这七付药拿走后,就没音信了。当时还想,是不是没有效果,所以病人不来了,也就置之脑后了。到第二年,病人旧症复发,又来门诊寻我诊治,其实当时已经忘了这事了。当时只是把病人当做一个新患者来对待,后来说起病情,病人才盛赞去年开的七付药,说医师你开的方子效果太好了,七付还没吃完人就好了,吃西药也没这么好的效果。此时我才想起,于是翻了翻电脑上的门诊记录,确实是我看的。再次把脉看舌,舌脉依旧,其实那一年的复诊时节,鄙人正在反思自己的药物用量,因为依据自己之前的用药习惯,通常用量都是偏大的,而且尤其一些猛峻之药,用量都偏大,有时药房要来喊我在打印的处方签上签字确认。经历一些门诊的小吵小闹,自己这些年下来也是有些如履薄冰了,所以想收敛一下自己的药物用量,但是这个病人的附片用量有些大,超出了三十克了。于是就想不在使用卢氏桂枝法了,从新开一张温阳散寒的方子,心想应该也是有效果的吧。但是病人复诊的时候,却说效果不好,当时也反思了,既然前方有效,那就应该继续守方治疗,不应该因为自己要规避风险,就置病人的利益于不顾,及时用回桂枝法,病人用药治疗两周,又不见了。到第三年依然这样,病人和家属说,到了冬季一定要吃你开的个方子,不然人连走路都费劲,说后面可能要回老家,这边不方便过来,特地要了处方,自己在家乡抓药。后来就没见过了,疫情爆发后就更没见了,也不知怎么样了。后面有使用桂枝法治疗了几例偏虚寒的病号,但是却没有这个病号效果好。可能还是辨证辨的不够仔细把,没有严格的掌握适应症。所以辛温辛热之药,它的适应症是很严格的,绝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能给所有病号使用的。须知阴阳要平衡,人体才能健康,**里有言:阳予之正,阴为之主,可见先贤们并不是只重阳,而不重视阴的。温热太过伤人津液阴血,寒凉太过伤人阳气,都是有缺陷的。须知阴阳离绝,精气乃绝,有脱阳和脱阴的不同。世人死亡并非只有脱阳而死一途,至于后世医家俗言:生阳死阴,更属无稽,生的未必有阳而无阴,死的也未必有阴而无阳,所以临证是不可以偏执的。现在想想,或许有时就是自己太过偏执了,所以临证才遇到一些挫折,而理论也很难有所突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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