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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医路FYQ 于 2018-11-22 10:37 编辑
[size=14.0014px] 英国有一位医生叫阿奇・科克伦。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英军服役,曾被德军俘虏。在德军战俘营里,有一位患胸膜炎的苏联士兵,在不停地叫喊。一开始,科克伦认为可能是胸膜炎难忍的疼痛使这位士兵哭叫。那时,战俘营里连一片止痛药都没有。这可急坏了科克伦!如果你是科克伦,你会怎么做? [size=14.0014px]就在绝望和无奈中,科克伦本能地坐到士兵的床上,把他搂在怀里,轻轻地安抚他。于是,奇迹发生了。这位士兵立刻停止了叫喊,直到数小时后平静地死去。看来这位士兵叫喊,不仅是因为躯体的痛苦,还由于孤独和精神上的折磨。 [size=14.0014px]现代的很长一段时间,技术激进主义充斥着整个医疗界,疯狂地追求技术进步。这几年,人文医学才逐渐较多的出现在大家的视线中。据此,很多人认为,人文医学是近现代出现的新生事物。大错特错!在上诉提到的英国年轻医生之前,遥远的远古时代,巫师已经开始了人文关怀。 [size=14.0014px]与此同时,随着医学的发展,开始与经济利益扯上干细,人文关怀常须给利益让路。早在100年以前,医生基本承担着几乎所有医药工作,包括“制药”、诊断和治疗等。而现如今,从生病到看病再到治疗,中间环节和参与人数不计其数,医患关系已变得十分复杂。一个药,从研究、设计、合成、制剂、评估、审批、上市、运输、储存、开方、配药等等,每个环节都需要额外劳动,都产生额外费用,药物已变成昂贵的商品。诊断和治疗器械也是如此。当医生面对利益诱惑时,我们不禁想着:能做到克己复礼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谁还能再想到人文关怀? [size=14.0014px]就这样,人文关怀慢慢被大家所忽视。 [size=14.0014px]此外,在医学技术发达的现代,人文关怀的力量也能以被技术取代。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先生,深谙医生的关爱、鼓励和信念对患者疾病的重要性,但也曾吃过“太耿直”的亏。 [size=14.0014px]韩启德后来说:“护士们都很喜欢我,一有空就轮着来给我讲故事。如今,60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那张病床,那间病房,窗外的那几棵大松树。在那里,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来自父母和家庭以外的温情。护士们长什么样,我很快忘记了,但她们却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一片柔软的地方,留下了一种特别的美——爱的美丽。”从此,韩启德明白了医护的人文关怀对患者的重要性。 [size=14.0014px]那是一位16岁的农村女孩,主诉长期阵发性腹痛。韩启德按照课本里的要求,望触叩听,从头到脚做了全套生理检查,足足用了一个多小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韩启德只好把患者带到老师跟前,老师摸了一下患者肚子,马上做出了肠道蛔虫症的诊断。 [size=14.0014px]当然,年轻时的韩启德也是一个耿直boy,吃了不少“实话实说”的亏。1968年底,韩启德被分配到陕西农村一个公社卫生院工作。当时患者问的最多的就是“大夫,我的病您治过吗?”“大夫,我的病您能治好吗?”刚开始,韩启德回答常常是“我没有治过”“我不能保证能治好,但你吃我的药试试看。”结果,不少奔着“上海医生”来的患者不再找韩启德看病。 [size=14.0014px]后来,韩启德得到乡村父老的信任。病治好了,患者感激他;病没治好,患者说“韩先生都看过了,也就这样了”。那时候,韩启德的宿舍窗台上总会看到几个用手绢包的鸡蛋或白面锅盔。“为他人做好事,获得感情上的回报,获得人们的好口碑,就是幸福”韩启德说。 [size=14.0014px]现如今,医生们在治病时,往往会先看到病,重视病,最后才会看到患者作为人的本身。甚至在危及生命的时刻,医生直接会把患者当作一个无心理感受的动物来对待,有人会说:“在生死面前还要什么尊严和面子?保住命才是第一位。”但其实,无论任何时候,医生是给人治病,首先是人,才是病。人和病是一体的,医生不能抛却人的身份,只看病。如果这样和修理机器有什么区别呢?还谈人文关怀。所以,请记住:医生是看病的,但是给人看病的。有大家风范的医生都是既重视人又重视病。 [size=14.0014px](环球医学编辑:徐钰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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