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高血压曾经只是“无需治疗”的代偿机制
1937年，近代著名心脏病专家、AHA创始人之一Paul Dudley White指出，高血压可能是一种重要的代偿机制，我们不应该干预它。然而，因为高血压不治疗，那些“伟大”的高血压患者们难逃厄运。1945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医生还称“罗斯福总统健康状况很好”，就在同年4月12日总统却因脑出血死亡，死前测血压高达300/190mmHg。
1948年，美国**心肺及血液研究所（NHLBI）在Framingham小镇启动了同名研究，标志着高血压的防止登上历史舞台。从此，一个小镇的研究改变了全球心血管病的历史。
Framingham研究首次定义将高血压带进数值时代。1957年，Framingham研究首次定义高血压为≥160/95mmHg。1971年，研究者认识到收缩压较舒张压与冠心病的关系更为密切。
JNC III指南首次根据血压数值分层进行患者管理。20世纪下半叶，开始倡导计算心血管危险评分。1967年，Kannel等首次在研究中创立了针对冠心病的多变量风险函数。1998年，Wilson等报道针了针对冠心病的Framingham风险评分，用于评估患者十年风险。从此，降压的治疗与心血管结局紧密联系起来。
目前，我们认为应该用“整体”观点认识和对待高血压。2003年美国心脏病学会（ACC）提出了VHP新概念，将血管疾病（vascular disease）、高血压（hypertension）和预防（prevention）三者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2005年，美国高血压学会（ASH）提出了高血压新定义和新目标；指出，高血压是一个由许多病因引起的、复杂的、处于不断进展状态的心血管综合征，可导致心脏和血管功能和结构的改变；该综合征往往在血压升高之前即已出现，不应只强调血压读数。2007年，ESH/ESC指南明确提出血压达标的同时应关注患者心血管获益。
血压质量时代：高质量降压是心脑血管获益的根本所在
众多的研究和临床实践表明，降压会带来益处，减少心血管事件特别是卒中、心肌梗死、心脏和肾脏疾病，降低心血管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在过去30年中，通过系列政策，对高血压患者和不同心血管危险因素的干预，我们确实达到了这一效果。
ASCOT研究是欧洲最大的高血压研究，也是首个获得全因死亡及心血管死亡阳性结果的大型、以活性药物为对照的临床试验。研究结果提示，合并3个危险因素的患者采用降压联合他汀的策略能够进一步有效降低冠心病和卒中风险。ASCOT-LLA 2×2分析显示，相比氨氯地平，氨氯地平+阿托伐他汀可使心血管事件降低53%。
2013年ESH/ESC指南指出，整体心血管风险评估是血压治疗的关键环节。该指南强调中高危高血压患者应同时降压和降脂治疗。指南认为，有证据表明在高风险个体，血压控制是比较困难的，经常需要降压药物与其他治疗，如积极的降脂治疗相结合，以最大限度地提高高血压的成本-管理效益。
中国高血压患者合并危险因素的状况更为严重
Framingham研究显示，美国高血压合并危险因素的患者超过80%。在中国，2009年的CONSIDER研究显示，高血压合并危险因素的患者接近90%。同是高血压患者，合并其他危险因素的情况与心血管风险密切相关。
追本溯源：动脉粥样硬化是心血管事件的主要病理机制
高血压合并危险因素的本质是动脉粥样硬化的加剧。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止指南认为，今年我国出血性脑卒中发病率呈明显下降趋势，而缺血性脑卒中发病率却呈明显上升，预示以动脉粥样硬化为基础的缺血性心血管病（包括冠心病和缺血性脑卒中）发病正在升高。心血管疾病潜在的病例机制是动脉粥样硬化，它可以在体内长期潜伏，直至突然发病。
高血压合并危险因素的患者抗动脉粥样硬化治疗极为重要。美国指南认为，无论冠心病的一级预防还是二级预防，高血压患者的主要治疗目的都是为了延缓或逆转潜在的动脉粥样硬化过程。中国指南认为，高血压治疗应该从单纯控制血压进展到综合控制心血管危险因素和抗动脉粥样硬化，尤其是降压和降脂联合协同治疗，延缓或逆转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发生与发展。
除了降压+他汀，其他干预？
√ 戒烟
√ 控制糖尿病：血糖达标
√ 减重
√ 阿司匹林：根据风险评估应用
√ 补充叶酸
发表于 2014-9-25 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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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26 05: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