粳米在经方中的重要作用

草****医

作者： 王忠鑫

      粳米，现行《中药学》书籍多有不载。由于它既是药品又是寻常食品，所以并未受到历代诸医家的足够重视。对它的药性理解也仅仅是停留在“调和胃气”的作用上。所以近贤张锡纯在应用“白虎汤方”时径直将粳米换为山药，并在其所著《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做了如下解释：“实验既久，知以生山药代粳米，则其方愈稳妥，见效亦速。盖粳米不过调和胃气而山药兼能固摄下焦元气，使元气素虚者，不至因服石膏、知母而作滑泻。且山药多含有蛋白之汁，最善滋阴。白虎汤得此，既祛实火，又消虚热，内伤外感，须臾同愈。愚用此方救人多矣。”

       此论一出，近人多有仿效。但按经方用药惯例，此举似有不妥，值得商榷。因为经方用药，配伍严谨，法度森严。《伤寒杂病论》的一贯用药原则是“有时证，则用是药。所用之药，必为药宏力专之品。可用可不用之药，必定不用”。所以粳米一药肯定不是可有可无的，其必然有着其它药物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

        1.考粳米首载于《名医别录》。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中有七首方应用了粳米，分别为：白虎汤、白虎加桂枝汤、白虎加人参汤、竹叶石膏汤、麦门冬汤、附子粳米汤、桃花汤。前四首方子都是粳米与石膏同用，对于此四方中粳米的作用，历代医家在理论上大多认为是“养胃生津”，但在实际临床应用上多认为可有可无。

      考粳米在《本草纲目》版的《名医别录》中记载其气味为：“甘、苦，平，无毒。”其主治为：“益气，止烦止渴止泄。” 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药物加减法中，没有加粳米项。但是在敦煌遗书中有一本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书，那就是《辅行决脏腑用药法要》。这本书据著名中医文献学家马继兴和钱超尘先生考证：“确定绝非今人仿造赝品，其成书下限决不晚于宋初以前”。此书所载之方，与《伤寒杂病论》同来源于《汤液经法》，有着共同的理论体系。其非常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其保存了几十首不见于《伤寒杂病论》的珍贵经方。在此书中有一首“小补肺汤”其原文为：“小补肺汤。治汗出，口渴，少气不足息，胸中痛，脉虚者方。麦门冬 五味子 旋覆花各三两 细辛一两”在此方的方后药味加减中第一次明确的记载了：“苦烦渴者，加粳米”。

       粳米能止烦渴，说明其有很好的“滋阴”功效。后世医家对此也有深刻认识。如赵晴初《存存斋医话》就对粥油（煮粳米粥时所成的稠汁）进行了详细论述：“余治一暑湿证，已热退神清，胃动进食矣。忽急邀诊，乃发热神昏，更加气喘，细询因吃粥油三、四盏，遂至此。余力辞，病竟不起。阅《本草纲目拾遗》言：‘粥油能实毛窍，益阴之功胜熟地。’暑湿初愈服此，安得不复发而增剧耶!又袁了凡先生曰：煮粥饭，中有厚汁滚作一者，此米之**，食之最能补精。又《紫竹林单方》治精清不孕方，用粥油日日取起，加炼过盐少许，空心服下，其精自浓。”现代医家邹孟城先生也在他著述的《三十年临证探研录》一书中专门写了一篇“粥油益阴有殊功”的文章。这篇文章也记录了一则医案：“某纱厂童工，白昼十余小时繁重劳动，夜间睡卧低矮阴湿之双人床，名曰‘鸽子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久之则潮热口干倦怠乏力，纳呆神瘁。入夜必盗汗，衣被尽濡。不得已求医问药，确诊为‘肺结核’。然无力治疗，坐听天命而已。幸有一老年厨师窃告之曰：粥之浓汁能治此病。并嘱其备一大号茶缸，暗暗放入厨中指定之处，该老厨师于每日清晨大锅粥成时，即舀满稠汁，使之潜饮。如此一日不间。凡四月而盗汗止，胃纳开，渐渐体丰神焕。当时中西医家每视为畏途之痨病，竟由此霍然，而粥油之力，可谓宏且神矣。” 由此则确凿的证实了粳米有着非常好的滋阴止渴的药效。

      2 桃花汤方中用粳米一斤，为用粳米的七方中量最大的一个方。这提示我们大剂量的粳米主要用来“止泻”。而不是象现今通行的解释：“调中益胃”。考《名医别录》明确记载粳米可“止泻”。《日华子本草》记载其可“断热毒下痢” 。《食医心镜》记载其可“断下利”。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记载了一则他自疗的医案：“忆二十年前，岁试律门，偶患泄泻，饮食下咽，觉与胃腑不和，须臾肠中作响，遂即作泻。浓煎甘草场，调赤石脂细末，服之不效。乃用白粳米，慢火煮烂熟作粥，尽量食之，顿觉脾胃舒和，腹中亦不作响，泄泻遂愈。” 由此可以证实粳米擅长止泻。

      3 附子粳米汤中，粳米的用量为半升。如果说粳米在其它六方中的应用还比较容易理解，那么在附子粳米汤中为什么要用粳米就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了。唐代以前的方剂一个很大特点就是有些药物的选择常常令我们非常费解。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古今对某些药物药性上的认识产生了很大的差异。比如一提到升麻这味药，我们马上可以想到其可以升阳举陷，但是当我们考《金匮》用升麻鳖甲汤治阳毒发斑方中升麻用二两；《肘后方》以水浓煮升麻一升，治天行发斑疮；《千金要方》用升麻与黄连相配，治口热生疮。

      升麻在这些方剂中的应用如果用我们现今通行的“升提阳气”的理解就很难解释了。其实生麻这味药在金元以前主要是作清热解药来使用的。比如在《本经》中记载，升麻有“主解百毒，辟瘟疾瘴邪毒蛊”的作用。在 《肘后方》《千金方》中的大量治疗瘟疫类的方中都很频繁的应用了升麻这味药。所以我们要想准确理解古方中药物的应用与配伍就必须要详细考证与之同时代的本草和方药书籍了。考附子粳米汤在《伤寒杂病论》中原文为：“腹中寒气，雷鸣切痛，胸胁逆满，呕吐，附子粳米汤主之。”其中的“切痛”为比较严重的疼痛。考近通行的对此方中粳米的药效解释仍然为“滋脾安胃”。但是在汉唐时代的医家还认识到粳米有很好的治疗胸腹部疼痛的作用。如《日华子本草》记载：“粳米，煮汁，主心痛。” 《肘后方》中则单独应用粳米治疗疼痛：“卒心气痛，粳米：二升，水六升，煮六七沸服。”由此我们可知粳米单用就有很理想的止胸腹部疼痛的作用。

      当代已故经方学家胡希恕先生曾经在70年代提出“辨正方证是辨证论治的尖端”的独特理论观点。先生将每一个仲景之方都总结出其独特应用指征。如“苓桂术甘汤证”为：“头晕目眩，短气，小便不利气上冲者”。只要有时证，则用是方。临床常收“方用如神”之效。先生理论体系的形成受日本医家“汤本求真”氏之《皇汉医学》的影响很深。先生已故，但其学术思想则“历久弥新”。

       日本医家“吉益东洞”翁曾著过《药征》一书。先生将仲景的方剂研究提高到每味药物的应用指征的层次上了。如“阿胶”现在通行的对其药效的理解都是“滋阴补血”。而先生却通过其对伤寒的研究提出了独特的见解：“阿胶主治血证，又以便血，子宫出血，尿血为主。仲景使用阿胶，必见血证”。对于猪苓汤中的阿胶，一般都认为是滋阴，先生却认为其主要作用为“治疗尿血”。先生此观点可以在《本经》与《名医别录》中找到明证。

      本文将《伤寒杂病论》与其同时代的本草和方剂书籍进行了对比考证，发现了粳米这味药在临床上的一些还不为理解与重视的药效。并总结出了粳米临床应用的三个用药指征：“苦烦渴；泻泄；胸腹部疼痛”。先生的书中未载粳米这味药。本文所总结的这些指征或许也可以算做仲景的一味药证吧。

      粳米有着很好的“滋阴止烦渴，止泻，止胸腹痛痛”的药效。这为我们在临床治疗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药物选择。粳米价廉易得，服用方便，容易为病家所接受。很符合邓铁涛老先生所倡导的中医“简便验廉”的特色。所以它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在临床上发挥更广泛更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