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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灵枢》开篇一句,又有点新的感想 原文: 黄帝问于歧伯曰: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 说解: 这一句开篇语,乍一看,似乎平平淡淡,甚至还有点索然乏味之感,但是如果把它放回到当时的人文背景之下,就会越琢磨越觉得寓意深刻,甚至还可能为作者的魅力和胆魄深感震撼,也说不定。这里的关键在于古今的人文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让我们回顾一下上古时代的人文背景: 上古时代的人文特点是迷信,那个时候的人普遍地敬奉上天、笃信天命。商朝的甲骨文,西周的钟鼎文,所有这些原始、古老的文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甲骨在商朝是专用卜筮器具,甲骨文全都是卜筮纪录,钟鼎在西周是专用祭祀礼器,钟鼎文全都是祭祀纪录,而卜筮和祭祀,正是敬奉上天、笃信天命的生动体现。毫无疑问,敬奉上天、笃信天命必然会导致庸俗的命中注定论,也就是把人世间一切吉凶祸福,都看作是上天的预先安排,任何人力也无法改变。因此,在春秋时期以前,人们普遍认为,疾病以及因病致死都是个人的命中注定,不可能存在什么社会原因,当然也就不会有丝毫的抱怨(实际上,在王权、君权、皇权社会,如果对国家及其上层建筑公然抱怨,往往被认定为大逆不道十恶不赦的罪行)。 其实即便到了春秋时期,这种凡事认命的观念也没有明显改变。比如《春秋左氏传.昭公二年》:“子产曰:人谁不死,凶人不终,命也”。又如孔子谈及颜回早逝,则云“不幸短命死矣”,又云“天丧予,天丧予”(见《论语.先进》)。而且,孔子还明确主张“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见《论语.季氏》)。我们知道,春秋时期的文化空前繁荣,并由此奠定了华夏民族的文化根基,而子产和孔子都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堪称华夏文化之先驱。那么根据他们的这些说法,即不难推出,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对于疾病仍然是一种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的态度。当然,实际上,对疾病的听天由命还是次要,天命论的主要功能在于它能强化人们在等级制度面前听天由命,从而确保对统治者的无条件顺从,所以必然会得到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推崇。 然而我们看到,《灵枢》作者竟然开篇就发出一种怪论:人的疾病与租税相关,而且往往是由租税造成的!这就把疾病与国家政策紧密联系起来了。须知收缴租税只能是国家行为,必然出自最高统治者的命令,于是该作者不但一下子把疾病乃命中注定这个传统观念顶翻了。同时还把致病的祸首指向了国家的上层。于是不难想象,这种说法对于缴纳租税的普通民众来说,肯定会觉得非常新颖,而对于国家上层来说,则势必犹如晴天霹雳一般,觉得非常刺耳。因此,这一句开篇语具有非常强烈的煽动性,它不但是对传统观念的公开挑战,而且还表达出对统治者的强烈不满,因此带有***者特有的大无畏精神。 那么,说这话的人绝对不可能属于上层统治者,而只能是社会底层,因为他的感情完全倾注于被收缴租税的民众一边(请注意“哀”字的感***彩)。考虑到该作者具有的医学专业知识,则基本可以判定,他很可能只是一个游离于官场之外的江湖郎中,文雅一点的尊称则是民间医生。 毫无疑问,鉴于天命论与皇权统治的天然亲和力,对天命论的挑战实际上意味着对皇权的反抗,而一个普通的民间医生能有如此的胆略,势必有明确的动机和诸多的条件,本文将陆续分析论证这些条件,但是关于动机现在就可以说清,那就是:如果一个真正的医生要创立一门真正用于治疗的医学,那就必须首先破除听天由命的传统观念,而鉴于当时浑浑噩噩的人文环境,他必须以一种振聋发聩的声音才可能让人们警醒:疾病不是命中注定的,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的。我以为,这正是《灵枢》作者以这样一声断喝作为开篇语的初衷。 还有,既然朝廷必须靠收缴租税才能生存,那么,到底是朝廷在养活着百姓万民,还是百姓万民在养活着朝廷呢?我想在任何年代这本来都是不言而喻人尽皆知的废话。 因此,所谓“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显然是一句极其辛辣尖刻的讽刺语,与现今网络上对打着“为人民服务”旗号的贪官公仆的调侃有点类似,那其实是作者在无情地揭露和鞭挞统治者的丑陋、虚伪和贪婪。 如同网络上对贪官公仆的揭露和调侃往往使用化名(匿名)发帖,作者在这个时候也需要抬出“黄帝”来保护自己。因为,如此具有颠覆性的言论,如果出自作者自己之口,势必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而如果出自至高无上的“黄帝”之口,则即便是当朝皇帝也没有脾气------这就是篇首必须先标注“黄帝问于歧伯曰”这几个字的意义。总之,虽然这部书以黄帝与人对话的形式写作,且标以《黄帝内经》之名,其实与“黄帝”没有丝毫关系,仅仅只是假托而已,而托名“黄帝”这个至上神的目的,主要是影射当朝的需要,其次才是借以盛大其事、神秘其术。 最后,其实这句话的重点还在后半部分,即“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说文》:“给,相足也”,本是勉强温饱的意思。作者在租税与疾病之间又嵌入“不给”这个中间环节,是客观、严谨的表现(客观、严谨是做学问的先决条件)。因为毕竟有些人在缴纳租税以后并没有生病,只有那些由于缴纳租税以致“不给”的人才会生病。因此,作者的本意已经非常明显,那就是:人的健康需要最基本的温饱来保证,而朝廷收缴租税一旦造成民众不能自给,以致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无法保证,那就必然会产生各种疾病。 “属”是紧密连接,或连续不断的意思,《说文》:“属,连也”。作者为了强调从征敛租税到不能自给再到疾病产生构成了一系列的因果链条,没有前面的因就没有后面的果,故谓之“属有疾病”。因此,按照作者的描述,我们可以确切得知,导致百姓万民罹患疾病的罪魁祸首就是朝廷。 然而我们还要知道,这句开篇语其实是直接秉承了道家创始人的观点。《老子·75章》:“民之饑,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饑”,即是说民众的饥饿和贫困(也就是“不给”)是统治者征敛过多的赋税所致,而饥饿与贫困必然会引发疾病的产生,也是《老子》的应有之意。故由此还可以推断,《灵枢》这部著作是以道家学说作为其理论根柢和学术渊源的。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老子为创始人的道家学说,也是诞生于春秋时期的一朵文化奇葩,只不过在春秋战国那个讲求武力攻伐的年代,“自然”、“无为”、“贵柔”、“不争”这些论调显然不合时宜,故一直为主流社会所摒弃,以致在诸子百家的竞争中,终于沦落为乏人问津的边缘学科,故而《黄帝内经》的问世,只能在春秋战国以后,那是道家学派重振旗鼓并兴旺发达以后的事情。 我想该作者当然明白,疾病的产生肯定还有自然气候、地理环境以及个人身体素质(即命中注定的天赋因素)等诸多原因,然而其之所以只提租税这个社会因素,只能是因为统治阶级过于贪婪,而横征暴敛,以致广大民众食物短缺 营养不良乃为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因此也是影响大众健康的主要原因,而气候、环境和个体天赋等因素只占次要。由此可见,该作者的思维方式也与老子一脉相承,都是追本溯源,故开篇一声断喝即点明了疾病产生的社会根源。 明确这句开篇语的深刻含义,对于理解整部《内经》至关重要,因为《内经》生理学的核心就是一个“气”字,而“气”的主要来源就是食物。《灵枢·五味》:“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一天不吃饭就提不起精神来了)。故在《内经》作者看来,“谷”就是生命之本,吃不饱饭就是最主要的致病原因,吃不下饭就是最主要的致死原因。《素问》有“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以及“人以胃为本”等等一系列论说以强调“胃”的极端重要性,其理论根据无非就是“五谷皆入于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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