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人类医学的本质特性

水**南

　纵观古今中外，人类医学发展史一而贯之体现着：人类医学的本质特性，是人文关怀；其根本宗旨，是促进和维护人类的身心健康和生命活力。
　　医学科学的目的与人文精神的旨归，是完全一致的。正如英国科学史专家斯蒂芬博士所言：“医学是人道思想最早产生的领域。”最初的医学，既不是谋生的手段，也不是专门的职业，而是一种人性天良的自然体现，是一种人文关怀的自然行为。治病救人是布施仁爱于他人的理想途径。神农尝百草，创医药，旨在怜爱部落的子民，救护病弱的生命。扁鹊施针虢太子，起死回生；望诊齐桓公，催治已病，旨在预防病入膏肓。世界上第一家医院，是大罗马时期的一位慈善家，为护理贫病交加的患者，变卖自己的家产而创办的。三国时期的东吴名医董奉心怀慈悲，对贫苦病人精心诊治，关怀备至，为人治病既不收费，也不受礼，更不吃请，只要求被诊治者在其门前空地上栽一棵杏树以作纪念，数载之后，杏树蔚然成林，独成一景。由此以来，“杏林”就成了象征医学人文关怀的千古佳话，也成为对医家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尊崇的崇敬与赞许!
　　在中国古代，医学被称为“仁术”，医生被赞誉为“仁爱之士”。一方面将仁爱之心作为医者应具备的应有品格，如晋代杨泉的《物理论》说：“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在崇尚仁政的中国古代社会，良相、良医具有同样的良善意义，良相可造福一国，良医能造福一方，所以宋代名相范仲淹曾发誓“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另一方面，随着佛教的传入，那种“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拨一切众生苦”(《大智度论》)的誓愿，具有巨大的感召力。慈悲之心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美德的重要部分，也成为中国医学道德的支柱之一。唐代名医、中华药王孙思邈，在其名篇《大医精诚》中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要求医生要以慈悲为怀，一心赴救，不务名利，尽心尽力救治病人等。
　　在古代西方，被尊为“医学之父”的古希腊名医、欧洲医学奠基人希波克拉底，在2400多年前就特别强调医学的职业情操和人文关怀。他在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中指出：“我愿尽余之能力及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一切堕落及害人行为。……倘若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赐予我生命与医术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共殛之。”1948年世界医学会在希氏誓言基础上，制定了《日内瓦宣言》，作为医生的道德规范，其中特别强调：“我庄严宣誓为服务于人类而献身!”“我在行医中一定要保持端庄和良心。”“我一定把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放在一切的首位。”“对于人的生命，自其孕育之始，就保持最高度的尊重!”
　　为了反应一些新的情况，1988年美国医学伦理学家E.D.彼莱格理诸和D.C.托马斯在《为了病人的利益》一书中，根据医学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提出了“一个医生所诺的促进病人利益的义务”，即所谓的“后希波克拉底誓言”，也特别强调：“我保证把病人多方面的利益，作为我的专业伦理的第一原则!”
　　无论中国还是世界，无论远古还是当今，无论中医还是西医，也无论和平年代还是战争时期，凡是正常的人，无不敬畏生命，珍惜健康，渴望关怀；凡是合格的医者，无不尊重生命，崇尚健康，关爱病人。医学的本质特性是人文关怀，人文关怀是一切为医的首要前提，人文精神是良医行事的天然良知和道德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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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 怎样在残酷的现实里保持那份最初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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